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济世情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和核心精神，它源自《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理念，以儒家“入世哲学”“经世致用”思想为基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担当和炽烈的家国意识、为民情怀，主张通过政治参与、道德实践和个人修养等，来实现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与惠及天下。这一情怀植根于儒家伦理配资挂网，将个人修养与家国天下紧密相连，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
一
从东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以至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孔子基于对这种社会现状的深刻反思，提出了“仁者爱人”的社会治理思想，强调个人在社会中要履行责任，主张通过社会秩序重建和道德修养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最终达成“天下大同”的理想。他率先躬行，在鲁国无法实现这种政治理想后先后周游列国14年以寻找实现的机会，虽然“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处处碰壁，但他却“君子固穷”“弦歌不辍”。在周游到楚国时，面对隐士长沮、桀溺的劝诫，他坚信“天下有道”，认为隐者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凸显其决不避世的担当精神。他主张将“仁”与“礼”相结合，强调通过个人修养推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等忧虑鞭策自身与弟子践行仁道。孔子的这些思想理念后来成了儒家的核心思想，它不仅充分体现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精神，也塑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是一种道德理想高于个人成败的高尚境界，成为文人士大夫济世情怀的思想理论根源，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
展开剩余86%在孔子之后，孟子继承了这种“仁政”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他一方面效法孔子带领弟子奔走于各国之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虽然同样不被各国君王所见用，但他从未后悔放弃。同时，他以“性善论”和“仁政”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治国理念与思想，他在《孟子·尽心下》篇中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这也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内容。对于士人该如何作为，他在一次与宋勾践的对话中说：“古代的人，得志时，施给人民恩泽；不得志时，修养品德立身在世。穷困时，保持自己独自的善性，得志时还要使天下的人保持善性。”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名言的来历。这一理念强调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要求和鼓励人们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要有担当，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既是对个人在不同境遇下行为准则的一种规范，也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体现，深刻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战国时期出身楚国贵族的屈原，因忠正耿直，主张变法改革，遭朝臣排挤诽谤，被几度流放，但他忠贞不屈，面对战乱频发，生灵涂炭，老百姓流离失所，他发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深切慨叹，并将个人命运与天下苍生紧密联系，千方百计寻求治国安民道路。这种挚爱故国、心忧民众、体察人间冷暖的思想情感，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为民情怀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以超越现实的求索精神推行改革，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宣言，甚至不惜“举世皆浊我独清”，体现出近乎殉道的精神。在被流放的极度悲苦之际，屈原依然为国家奔走呼号，面对渔父“与世推移”的劝告，他表示宁赴湘流也不愿“蒙世俗之尘埃”，“虽九死而犹未悔”，被司马迁誉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二
到汉代以后，文人士大夫将济世情怀融入“修齐治平”之中，并使其内涵在西汉到东汉和三国的发展演变中逐渐丰富。士人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通过参与政治、道德修养和社会批判来实现社会改良。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治国方略后，国家通过察举征辟制度为士人提供了一定的参政渠道，士人们一是积极参与政治，投入仕途，致力于国家治理；二是即使不参与仕途，也会作为旁观者提出批评建议，抨击社会腐朽势力，捍卫公平正义。他们既注重参政实绩、建功立业、廉洁奉公，关心国家未来和发展方向，为社会树立榜样，同时也追求个人名节、道德操守，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典型的如班超的投笔从戎、万里封侯，以军事行动维护国家统一；郭泰、张俭、杜根、范滂的清心忌恶、不畏权贵、宁死不屈；杨震、李固、杜乔、陈蕃的公正无私、“轻生尚气”、以死明志，“即便是杀身灭家，也要坚守义理”，从而使得乱臣贼子甚是畏忌。还有淳于意的“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曹植的“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尤其是诸葛亮的以天下苍生为念、致力于实现社会安定与国家复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更是后代的千古典范。
三
唐宋时人们对儒家“独善兼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其高大的境界与日月同辉。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杜甫，目睹了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也深刻体会到了人民的疾苦，所以处处忧国忧民、慷慨悲歌，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表达了对贫寒士人的深切关怀；即使自身茅屋被秋风所破、处境困苦，但仍祈愿有千万间广厦庇护天下寒士，让他们开颜欢笑，这充分体现了杜甫忧国忧民、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高尚情操。而且该诗的结尾“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一句，更进一步升华了这种情怀，彰显了杜甫甘愿牺牲自我以换取天下安宁的崇高理想和高风亮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瑰宝，并影响了他之后的历代知识分子。
到中唐时，韩愈又以其超拔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品质将儒家道统、文人风骨与济世情怀融于一身。在文学革新方面，他以“惟陈言之务去”的创造精神发起“古文运动”，以雄文涤荡了六朝以后的浮华文风，被称为“百代文宗”；在思想领域，他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的文化担当，率先举起“道统论”的大旗，将儒家伦理从经学注疏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的实践哲学；在政治舞台上，他在满朝文武对宪宗皇帝的宗教狂热噤若寒蝉时，冒死上谏，尖锐直陈，虽然被贬仍不改其志，展现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的担当。在平定藩镇之乱中，面对反叛朝廷、气焰极为嚣张的藩镇乱军，他单枪匹马深入刀枪林立的乱军巢穴宣读朝廷安抚诏书，之后又义正词严斥责叛军危害社稷的种种暴行，最后晓以民族大义、利害得失，让一向桀骜不驯的叛军首领终于接受了朝廷招抚，为平定藩镇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到宋代，皇家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文人受到空前重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使命感十分强烈，涌现出一批批献身国家的文人士大夫，典型的如范仲淹、张载、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范仲淹一生致力于国家的励精图治、繁荣富强，他早年就立下了“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志向，孜孜以求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生。在仕途生涯中，他始终竭忠尽瘁、无私无畏。戍边疆、战强敌，他战功卓著；居庙堂、改弊政，他大刀阔斧；任职地方，他筑堤治堰，养民富民；丁忧在籍，他执教兴学，开发民智。即使在被贬谪的逆境中，他仍坚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庆历革新失败后，在被贬邓州期间，他通过《岳阳楼记》一文抒发了自己不为物喜、不以己悲，超越个人得失的宽广胸怀，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这种情怀不仅影响了后世士大夫的节操，也成为中华文化中“忧乐精神”的象征。
比范仲淹稍晚一点，又有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震古烁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堪称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或最高追求。“横渠四句”集中体现了张载对个体、社会、文化、世界的责任担当，把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即要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可谓超凡入圣。后来，民族英雄文天祥、清代名臣曾国藩、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都曾借用这四句话，表明立志情怀，鼓励国人为社会多做贡献。张载不但是理学创始人之一，还是一位有诸多重大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和伟大教育家，他亲受范仲淹点拨，深谙亲民惠民之理，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反对坐而论道。他一生都是在用“横渠四句”要求自己，在做地方官时，处理政事每每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和教育，提倡尊老爱幼；在大灾之年，他还努力与驻军协商，用军事物资救济灾民，深受百姓爱戴。
到南宋时，由于国家遭受异族入侵剩下半壁江山，因此一批批爱国志士拍案而起，如高唱《满江红》、怒吼“还我河山”的岳飞，“了却君王天下事”、一心收复失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辛弃疾，“位卑未敢忘忧国”、至死还在念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他们所从事的斗争和呐喊，已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和道德教化、社会批判的工具。尤其是南宋的文天祥，更是以“忠鲠不屈”“浩气长存”的伟大气节，践行着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他在幼年时就培养了“经天纬地、礼义廉耻”的志向，立志报效国家、奉献人民；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毁家纾难，力挽狂澜于既倒。战斗被俘后，他在狱中仍念叨着“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粱”的民生愿景；面对敌军的各种威逼、利诱和反复劝降，他写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在敌人的死亡威胁面前，他吟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始终以生命践行着报国信念。
四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士人们又以新的使命、新的姿态赓续传承着济世情怀。如明朝的“东林学派”创始人顾宪成，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座右铭，为人耿介忠直，往往议论朝政、品评人物，无所隐蔽，甚至每每犯颜直谏，虽屡受打击但不屈不挠、无比坚定。朝廷内外仰慕他风范的人比比皆是，以至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东林党人”群体，对明代后期甚至清初社会都有深远影响。
明末清初时的大思想家顾炎武虽不愿入仕清朝，但毕生深入探索济世安邦之道，致力于地理、赋税等实学研究，以解决民生的根本问题。他反对空谈，主张学问和道德应服务于现实社会，强调士人必须注重内在修养，以“礼义廉耻”为道德底线；为官者应以恩泽百姓为荣，而非追求个人富贵，其廉勤思想不仅塑造了士人的为政准则，也成为后世廉洁文化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行动纲领，将社会责任扩展至普通民众，体现了从士人到匹夫的伦理延伸，成为近现代以来抵抗外侮、民族复兴的一面旗帜。
清朝中期，被称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郑板桥始终以经世济民为宗旨求学通仕，从政后历任山东范县（现属于河南）、潍县两任知县。在潍县时他画了一幅竹枝图并题诗画上：“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时刻把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由于他始终体察民情，关注民瘼，改革弊政，治内从无积案、无冤民，深得百姓拥戴，当他因赈济灾民、忤逆上司而被罢官后，百姓遮道挽留，并为他建立了生祠而代代铭记。
鸦片战争前夕，面对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大肆鸦片输入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林则徐大声呼吁必须严禁，被朝廷钦差到广东虎门禁烟，他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不顾各方高压，坚决彻底地销毁鸦片，给用极其卑劣手段戕害中国人民的西方列强以沉重打击。但鸦片战争失利后，他被昏庸无能的清廷撤职查办，发配新疆伊犁。当他走到河南时，发现黄河在开封一带决口，便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前往决口处堵塞豁口，经日夜赶工，最终成功合龙，后来这一段大堤被命名为“林公堤”。到新疆后，他不顾年迈体弱兴修水利，不遗余力开凿皇渠，并积极改进坎儿井技术，推广农业种植，发展教育，勘察地形绘制地图，加强边防等，有力促进了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防安全。
到清朝末期，面对列强环伺，国家积贫积弱，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犹有沉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变法斗士谭嗣同，为唤起国人除旧布新、救亡图强，他不避刀斧、向死而生，其“舍生取义”精神有如昆仑般高大巍峨；有高喊“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民主革命先驱秋瑾女士，她以对国家民族的痛切感知谱写了一曲誓死推翻旧世界的凌云浩歌。以上种种，正如鲁迅先生所深刻揭示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作者：王喜成配资挂网，郑州工商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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